在人心思汉，各方势力逐鹿中原时，匈奴势力在冲突中重新进入西域。
丝路中断，西域各国开始思念中原王朝。虽然一些汉使常常狗仗人势，不过吃点、要点、拿点、坏点，但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的存在，西域各国还能保持利益的平衡，冲突不大。汉军撤去，匈奴势力卷土重来。
刘秀不是要延续恢复凋零的西汉，而是要创造另一个强汉。因为长安在西、洛阳在东，所以刘秀所建的汉，被称为东汉。
从西域都护李崇被困西域到东汉崛起。十来年时间，这段时间西域这块列土中发生了什么？
由于通西域的“丝路”中断，东西贸易“锐减”，用这个词来形容，是为了表达一个意思，贸易量减少但并没有中断。
张骞曾寻找的“蜀身毒道”依旧在发挥着民间贸易的作用，绿林、赤眉四处起事时，当时各郡县的官员还能守土为责，处于观望。起义军大的征战主要在黄河流域的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陕西一带，而长江流域除了南部的蛮夷部落改旗易帜外，基本平稳。在“蜀身毒道”的起点蜀郡，公孙述自称白帝，固守一方，使得民间贸易得以延续。
古罗马的记录中，凯撒大帝穿着紫色丝绸的长袍出现在帝国剧场时，他的臣下惊讶至极，那种面料在微风的吹拂下，如同传说中奥林匹斯山的神一般高贵。自此，来自东方“赛里斯（Seres，罗马对中国的称谓）”国的丝绸在地中海周边诸地成为奢侈品，紫色也代表了尊贵。在罗马人看来，这种纺织品比实际成本高出100倍。西方的玻璃、珊瑚、金、银器、玉、香料、染料在东方也是高利润奢侈品。
我们可以推测，原本货源充足的丝绸突然有一天断货了，便成为了奇货。作为重要中间商的大月氏人将会如何？
马克思是这样解释的：“当利润达到10%的时候，他们将蠢蠢欲动；当利润达到50%的时候，他们将铤而走险；当利润达到100%的时候，他们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；当利润达到300%的时候，他们敢于冒绞刑的危险”。况且对当时的大月氏人来说，是双向取利。
于是，大量大月氏人、安息人、康居人……还有其他人成群结队地涌向东方。中原内乱，从西域通往中原的“丝路”中断，这些人不得已，在西域留下来，等待机会。
在中原内乱那个时间段，“佛”由商人带到了西域诸国，让平民百姓从中得以心灵的安慰。最早传入的是小乘佛法，以个人修行为目的，让人得以希望，追求自我完善与解脱。
遗憾的是中原的史学家，受儒学“敬鬼神而远之”的观念影响，这一时期的史料中没有记录西域佛教的传播与信众，也可能将西域佛教巫术化，习惯性地把“佛”视为西域巫教或谶纬之术。
西域佛教传播之初，有着强烈的无神论色彩。当时，“佛”还没有与犍陀罗艺术相结合，没有形成佛像崇拜，也并不需要。源于“佛”之无形无相的本质。
那时候，商人带来的“佛”只是简单地用足印代表佛的修行之路、以菩提表达觉悟、舍利代表世尊本体、法轮象征佛传授的周期。修行者必须遵照佛陀以及声闻的弟子们的言行过修行生活。由此可见，武帝时代，霍去病从匈奴处所获“祭天金人”是“佛像”的说法根本不成立。
纸张没有出现前，西方人用以记事的树皮、羊皮不易保存，传教靠口口相传。
“弥勒”“佛”“和尚”是早已消失的吐火罗语，那时候是西域的主要语言。西域由此成为中西文化的熔炉。商人有了大量时间弘扬他们心中的“佛”。
路线应该是这样的：北线是由葱岭以西的安息、康居、大宛等地越过高山大坂传入塔里木盆地北缘西端，沿盆地传至疏勒、龟兹、焉耆，再到高昌，南线是由葱岭以南的罽宾、犍陀罗越过喀喇昆仑山，到达莎车、皮山，然后沿塔里木南缘至于阗、鄯善，汇集于车师。
当时，由于是滞留商人传播，西域的官方则“其行信巫”。“佛”还没有上升到君权王族的意识形态中。贵族更相信巫师所言，天地之间有“三界”，上界为神灵飞翔的天堂，中界为人类的生息之处，下界为妖魔鬼怪和亡灵的处所，圣山接近神界，支撑天地，沟通人神，而人神之间沟通的桥梁就是巫师。
经济基础是可以左右政治方向的，于是西域诸国的使臣开始越过阻碍，进入中原。
莎车国王延，在汉元帝时代，曾在长安为侍子，住槁街长安当时的“使馆”区。那时的长安繁华似锦。人口68万，比西域三十六国总人数都多。汉朝皇帝常带着这些四方蛮夷巡游，展示汉的富饶与强盛。这些侍子待遇极高，学习中原的政治制度、文化、艺术。这给年轻的“延”留下美好而深刻的记忆。
王莽政权后期战乱不断，匈奴乘机再度进入西域。但是，已是莎车王的延拒绝归附，并告诉臣属：“当世世事奉中国，不可背叛”。
延去世后，子“康”继位，联合诸国，共同抗拒匈奴。此时，被困西域的都护李崇已故，部将携眷属加入了莎车王康的抗击匈奴的战队中。
中原内乱，属国都尉窦融在河西，与酒泉太守梁统、金城太守库钧、张掖都尉史苞、酒泉都尉竺曾、敦煌都尉辛肜等人。不参与内乱，静观其变，保一方平安，众人共举窦融为大将军总领五郡，控制河西走廊。西域商人能到达中原最近、最安全的就是河西，窦融开放市场，进行贸易。后来，刘秀任命窦融为凉州牧，主政西北。
莎车王的使者见到了窦融，按刘秀的旨义，窦融封莎车王康为“汉·莎车·建功怀德王，西域大都尉”，西域诸国归属莎车。
匈奴单于挛提舆说，灭王莽乱中原，人心思汉，有匈奴人的功劳。匈奴人不单在中原之乱时趁机捣乱，对扶持的“傀儡”汉帝卢芳支持力度加大。
这个卢芳则以汉帝自居，竟然杀了当初迎他入塞登基的五原太守李兴兄弟，引发了边塞将士的不满，朔方太守、云中太守立即做出反应，不予承认卢芳的帝位，归属刘秀政权。
刘秀其实有很强的“厌战”情绪，主要因素是战乱造成中原人口的剧减，西汉末年，中原人口6000万，到了东汉初年，人口下降到3500万左右，特别是北方关中地区十室九空，百姓饿殍千里，易子而食。当务之急是恢复生产，稳定政局，招安军阀。好在，有很多窦融这类地方官，不参与内战，保一方平安，这为东汉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。当时的地方政权，势力最大的就是匈奴人立的汉帝卢芳和白帝公孙述。
公孙述的实力要大于卢芳，因为自守一方尚不对中原造成危害，而卢芳则常与匈奴联合攻击抢掠边塞。
山头得一个一个的攻，卢芳带来的危害大于白帝公孙述。
加之北方边塞两个郡的回归，刘秀决定派大司马吴汉率军攻击卢芳。同时，派人出使匈奴。
大司马吴汉攻进卢芳所在的高柳（今山西阳高），但匈奴派兵支援。汉军兵败，匈奴趁机入塞，抢掠烧杀。
于是，整合兵力，大将军朱祜进驻常山郡，忠汉将军王常进驻涿郡，破奸将军侯进，进驻渔阳郡，破虏将军王霸进驻上谷郡。
之后，骠骑将军杜茂与卢芳军队的繁畤会战，未胜。这个卢芳后来投降，后来再反，匈奴遣数百骑迎接卢芳及其妻子出塞。卢芳留在匈奴汗国十多年，病死。
莎车王康去世后，弟弟贤继位，攻杀拘弥国、西夜国，派两个儿子分别担任国王。
刘秀先得陇后望蜀，白帝公孙述战死。
针对匈奴的边境防御政策也做了修正：边境太守，对入侵的匈奴、乌桓、羌等来犯之军，如果无力征伐，采取守势。追击时，或近或远，判断敌人，或进或退。改变了之前的“逗留法中军事行动，心疑不进，畏惧不战，处斩”的限制。
公元38年，莎车国王贤，鄯善国王安，派使节到洛阳进贡。此时的西域，被匈奴控制，捐税苛刻，百姓苦不堪言，诸国都希望汉王朝恢复西域都护。而匈奴汗国对北方边塞的入侵日益严重，沿边各郡无力抵抗。雁门、代郡、上谷等地的官员百姓，只能退回居庸关、常山关以东，远离匈奴。修筑要塞，增加堡垒，每隔十里，设立烽火台，加强戒备。
刘秀统一中原的时间是公元40年，用了15年时间，此时百业待兴。
第二年的十月，刘秀回老家南阳郡祭祖，刘秀是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后裔，刘邦的九世孙。南阳郡位于今天湖北枣阳。
衣锦还乡的刘秀修整老宅、视察民情、大摆宴席请当年看着他长大的叔叔、婶婶等宗祖内的老辈人喝酒。这些老头老婆娘喝多了，胆大了，就开始说刘秀小时候的事。他们认为开国皇帝应该是刘家老大刘縯那种刚毅勇猛之人，而刘秀，刘家小三，小时候，胆小谨慎，从不说谎，性格柔和，没想到竟然当了皇帝。
刘秀听到后，也不生气，哈哈大笑，然后说，治理天下，也将采用“柔道”的办法。
用酷吏，严明法纪，用循吏，亲政爱民，用廉吏，克己奉公。提拔干吏，作为后备。
“干吏”专指低级官员，属于能力超强、办事老道、为人正直、不畏权贵那类人，这类人往往是被上级打击的对象，讲一段刘有与干吏的对话。
刘秀曾提拔了一个县官任延当武威太守。听说此人很轴，上任前就找任延单独谈话。
刘秀对任延说：上任后要侍奉好上级，搞好关系，要注重口碑。
任延梗着脖子回答：忠于职守的人一定跟人和不来，跟人人都和和睦睦的人，一定不会尽忠守职。官员的基本立场是坚守正道，遵行法令，如果上下级搅和在一起，一个鼻孔出气，那不是国家的福气。忠臣无私，有私则不忠。一心为国，这是臣子的本分，所以“侍奉长官”的要求，我做不到。
这位当过九真太守、武威太守、颖川太守、河内太守的地方官，病死任上。史料评价：蛮夷有华夏之风，自任延始。
柔道：刚柔相济，柔能克刚，之后对付匈奴刘秀将采用这种办法。